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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汪宇堂 胡皓 闻阳
来源｜《检察风云》杂志
随着网络与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座机号码认证平台，网络对人们生活的影响日益深远。利用网络进行诈骗的案件花样繁多座机号码认证平台，层出不穷。2015年开始，河南省南阳市公安机关陆续接到有人冒充“中纪委”进行诈骗的报警电话，随后公安机关在侦办案件过程中发现，全国多地都有人接到自称是中纪委工作人员的电话，声称能够帮助他们解决问题……
搜索目标，钓到大鱼
舒敬洁、李建军，男，都是北京人、45岁，无业，二人都有多次诈骗的犯罪前科。在北京市良乡监狱服刑时，两人因是老乡，臭味相投、一拍即合。2014年出狱后两人手头没钱，便一块儿商量该怎么捞钱。从新闻中他们了解到，国家正在大力惩治腐败分子，于是脑筋一转便商量着冒充中纪委的领导，以帮举报人摆平事儿为由挣点劳务费。
说干就干。李建军和舒敬洁开始着手制订计划、分头行动。
舒敬洁到市场上购置了可移动式座机用来充当中纪委办公室的电话，还出资找人私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信访室信件调查专用章”、伪造了《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信件调查书》等假的中纪委工作证件、公章、公文等。
李建军负责在互联网上搜集各地举报人在贴吧上发布的当地一些领导干部违法违纪的信息，舒敬洁则将搜集到的举报案件制成卷宗、相片，还在文书上预留了他们的座机电话，然后挨个寄给举报人。为了保险起见，他们不在所居住的良乡附近寄件，而是跑到五环、六环以外的地方去寄。
2014年秋，李建军在互联网中搜集到山西省朔州市举报人石某实名举报其被朔州市某领导插手一煤厂的信息后，就以中纪委监察部第六纪检监察室调研员“刘建国”的身份，打电话给石某说座机号码认证平台：“座机号码认证平台我是中纪委监察部第六纪检监察室调研员刘建国，负责山西地区的案件，接到了座机号码认证平台你们的举报，想了解一些情况，正好我过几天要到太原出差，处理其他案件，你们把举报材料整理一下准备好，到时候一块儿交给我。”第一次电话之后，石某将信将疑，互相也没再联系。
直到12月3日晚上8点多，李建军到达山西太原后给石某发了条短信，要求与石某见面，商谈解决举报问题的事项。石某当时因为筹建这个煤厂的时候，贷了不少款，一直也没还上，这几年连本带利高达千万，已基本无力偿还，也是山穷水尽，走投无路了，于是就说前去看看。
第二天上午9点多，石某和他的儿子拿着举报材料到了李建军住的酒店，到了他的房间。李建军先出示了他的工作证件。
石某接过后看到，证件封面是深蓝色皮质，上面印着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证的金色字样，里面内页上印着这个人的一寸照片，姓名是刘建国等内容，还有中纪委的印章，看起来很庄严肃穆，觉得不像是假的。
之后，李建军以刘建国的身份向石某介绍这次来山西的目的主要是查办其他的案子，顺便了解情况。说着还从桌子上一个棕色的手提包拿出一些卷宗材料让他们看。
这时石某就更加相信李建军的身份了，就把提前准备好的举报材料交给了李建军。
然后李建军以中纪委办案人员的口吻开始给石某做笔录，最后还写着“记录人：刘建国”，并要求石某签字。接着李建军以一会儿另一个案子的当事人要来处理案件为由，让石某回去耐心等候。
巧设铺垫，步步为营
之后的时间里，李建军隔三岔五给石某打电话了解和探讨举报案件的情况。两个星期后，李建军给石某打电话，声称这个事情有难度，需要介绍给他的领导办理此事。12月23日，石某买了24日太原至北京西站的高铁票，去北京和李建军见面。
12月24日石某和儿子到达北京后，按照李建军说的地址找一个宾馆先住下。第二天上午9点多，李建军和舒敬洁就来到他们住的宾馆。李建军向石某父子介绍说这个人是中纪委立案处李处长。
互相寒暄后，舒敬洁扮演的李处长跟他们谈了一些中央反腐的事情，还告诉石某最近他也在办理一些案件，并从包里拿出一些案卷让他们看，然后又分析石某的事情，说：“如果你们举报的事情通过正常渠道递到中纪委，中纪委会直接转送至山西纪委处理，你们的案子就又会没着落的，只能通过我在北京的关系直接立案，这就是我今天来见你们的目的，你们自己考虑一下。”
谈了有大概一个小时，舒敬洁借口他还要开会，给石某父子留了个手机号码，就和李建军走了。当天晚上，舒敬洁声称有事，石某父子和李建军一起吃了饭，席间又谈了如何处理举报的事情。
此时，石某儿子还保持着戒备心，在吃饭期间趁机拍了李建军的正面照片。26日上午，父子俩就坐高铁回太原了。
两三天之后，父子俩应邀又坐高铁去了北京，在宣武门地铁站东南角的如家酒店和舒敬洁见了面，还是谈如何解决举报的事情。
舒敬洁凭三寸不烂之舌进一步获取了石某父子的信任。为以防万一，石某儿子还是偷偷拍下了舒敬洁的正面照片。
故弄玄虚，暗度陈仓
在石某父子回太原之后的一个星期之内，舒敬洁一直与其保持联系，大部分时间都是分析案情。再加上石某此时也是背负着巨大债务，屡次举报得不到处理，心急火燎，李建军和舒敬洁的出现就像一根救命稻草一样，给他带来了一丝希望，渐渐地石某也就卸下防备，深信不疑了。
舒敬洁见铺垫的差不多了，就说到他和中纪委副书记黄树贤的秘书关系很好，但是疏通关系需要一些经费。
石某问他需要多少钱，希望通过银行卡转账。舒敬洁说：“这样不行，现在的局势，转账就相当于给你留下证据了，只能送现金过来。”“你们把20万人民币现金装在装有大枣和核桃的箱子里亲自到北京交给我吧，我帮你们疏通关系。”
此时的石某对他们的身份深信不疑，就按照他的要求，买来4箱大枣和核桃，用塑料袋各装了5万块钱放在箱底，上面盖上枣和核桃，密封好箱子。2015年1月15日上午10点多，石某父子拎着这4个箱子又坐高铁赶到北京。
当晚，舒敬洁随石某父子回到住的房间，见到了装有20万块钱的4个箱子。他们在房间闲聊了一会儿，舒敬洁借口第二天还有要事要办，得回去准备资料，就提着4个箱子走了。
一个多小时后，舒敬洁给石某打了电话，说20万数目对了，这事儿要是弄成了就给你们花出去了，要是弄不成就还会退还你们。第二天，石某父子就回太原了。
李建军、舒敬洁在他们回去之后，还联系了几次，时常告诉他们事情进展，并且舒敬洁还通过顺丰快递给石某邮寄过中纪委监察部的案件卷宗封皮复印件以及中纪委各种盖过章的立案书、调查书等。
过完2015年春节，大概二月份的时候，舒敬洁借口事情又需要钱疏通关系，让石某再送五六万块钱。此时的石某已经完全陷入两人的骗局中而不自知……
四骗钱财，贪得无厌
大概是9月中旬，李建军打电话声称在陕西出差，有事急用一万块钱，让石某打到指定账户上，石某手头只有五千块钱，李建军就把银行账号和开户银行、户主姓名发到石某手机上。第二天，石某就将五千块钱打到了刘建国发来的工商银行账户上。之后，石某又和两人互相联系过，主要就是询问事情的进展。
直到12月份，石某再也联系不到舒敬洁了，再打李建军的电话也无人接听了，恰好公安机关给他打来电话，他才意识到可能上当受骗了。石某前后分四次，总共给了李建军、舒敬洁27.5万块钱。
讯问情况时，石某告诉检察机关办案人员，心痛不已地说：“李建军和舒敬洁出示过中纪委的相关证件，因为涉及中纪委，我们也没办法去核实真伪，我们也在中纪委网站上查询到中纪委第六监察室确实负责山西区域。我们病急乱投医，就轻易相信了他们。为了赶紧让舒敬洁和李建军帮忙把举报的事情解决了，就四处奔跑，找朋友和亲戚借来了这27.5万块钱。”
2016年1月19日，河南省南阳市卧龙区人民检察院以涉嫌招摇撞骗罪对犯罪嫌疑人舒敬洁、李建军二人批准逮捕；2016年5月24日，该院以涉嫌诈骗罪对二人提起公诉；2016年8月16日，卧龙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10月12日，卧龙区法院以诈骗罪判处舒敬洁有期徒刑8年、并处罚金5万元，以诈骗罪判处李建军有期徒刑6年，处罚金3万元。
